因此，全球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，这个调整就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已经跟发达国家势均力敌，建立在南北差距上的经济体系难以运转，但新的经济体系没有出现。

或许事实将表明，这一保障已足矣。希腊将不得不出台、并至少在短期内实施外汇管制。

第一个原因是，任何可能达成的重组计划都不大可能促使希腊政府在2020年底之前将政府债务总额降至GDP的120%，而这正是第二轮纾困计划宣布要达成的目标比如，尽管经济严重衰退，但2011年希腊经常项目逆差（在去除政府债务应付利息之前），仍占到GDP的4.6%之高。首先，希腊能否就债务重组或私人部门参与同债主们达成协议，就欧盟委员会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和欧洲央行(ECB)这三驾马车的参与同它们达成协议，就第二笔纾困贷款同官方债权人达成协议？且这一切能否在3月20日下一笔债券到期前完成？答案也许是肯定的。即便忽略希腊政府债务的外部利息，希腊仍需要大量外汇的流入，来填补其经常项目逆差。其次，即便奇迹出现，希腊在2020年底之前成功将政府债务降至GDP的120%，这个债务水平仍远高于希腊政府可以承受的限度。

希腊将不得不出台、并至少在短期内实施外汇管制。它将不得不应付新德拉克马的大幅贬值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胀飙升。保护主义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只是昂贵的价格。

最能反映体制缺陷的是，政府和公众对于哪些事务最值得优先关注存在分歧。例如，中国奶制品市场发生三聚氰胺危机以后，以国际标准而论，问题企业应当全部破产，其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坐牢。我的看法是人们不具备可信的信息，来区分看起来一样的产品。但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出现任何有竞争力的国内制造商。

另一方面，在过去十年里，依靠短期思维也能大有斩获。不幸的是，这种想法往往是对的。

但是，真正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缺陷所造成的可靠信息的缺失。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。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关注的只是财政收入GDP和投资等等。家畜饲养过多使用激素，在种植粮食蔬菜中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，是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最为严重的问题。

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。由于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，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。外包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做到了极致。但是为何这在中国没有发生呢？原因在于，经济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太不稳定了，所以无法寄希望于长期利益，也无法采取长期思维。

进入 谢国忠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生活质量 经济发展 。政府并不站在消费者这一边。

当假货泛滥，消费者也就不再购买了。以发展地方工业为名义的贸易保护是徒劳的。

大多数人不关心拉菲酒的问题。在中国市场上，坏的总能驱逐好的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原因在于政府更重视产量最大化而非食品安全。很多盈利企业将其成功归因于关系。因此，对微观经济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。进口竞争将会降低关系和后台的价值，并让制造优质产品变得更加重要。

但是，这无法满足日常消费。很少有人受到严厉制裁。

在中国，政府控制着企业成功所需的关键资源。进口更多农产品可以明显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。

很多企业将这种恶劣的形势归咎于消费者对低价的偏好。可悲的是，这种方法也不管用。

中国的汽车市场已跃居世界首位。进口可帮助中国消费者给当地生产商施压以提高质量。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数量扩张，亦即同一事件的多次复制。只有提高信息的可信度，中国才有可能从简单的价格竞争发展到以质取胜的均衡。

天价进口商品，比如家具和衣服，其实都是东莞制造。除非政策能够调整，否则公众将持续经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。

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也会有外包。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。

价格本身并不能作为有效的信号。因此，他们彻底依赖供应者来维持他们的成功。

投机就是为何现在这么多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，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其债务问题。消费拉菲的阶层也往下降了好几层。公众担心食品安全医院和学校的腐败浑浊空气和不洁净的水资源。生产能力的提高是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。

除非微观经济能够运行良好，否则宏观经济的改革只能导致通胀或进口增加。在中国，外包是如此普遍，以至于没有人知道每一个零部件是从哪里来的，又是谁组装的。

因此，少数有钱人退而求其次，选择高价商品。行政权力必须明显减小，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务而非赚钱。

中国不能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，因为生产劳动力能源土地和环境等各种因素已经遇到瓶颈。这就好比政府官员来自火星，而公众来自金星，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。